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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围攻襄阳期间

忽必烈还干了一件震天撼地的大事

支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忽必烈将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

忽必烈的建国号召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把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的国号脏匹品评了一段

总之各有所短

更有信息量的是第二部分

我太祖圣武皇帝

卧潜伏而起硕土

以神武而因地图四震天生大恢图宇貌途之广利

古所无情者

貌肃移庭

奏章深情未继成于大业

以早定于宏明

在古志以当然于震振心乎

何有可见

国号曰大元

盖取易经前元之意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

其一

之所以要改国号

是因为本朝旅途之广力

古所无大蒙古物国这个国号不再切合时宜

继承于大业

以早定于宏明

其二

国号源来自于易经中的乾元

元朝官方编纂的经世大典叙录中说的更为透彻

远也者

大也

大不足以近之而谓之远者

大之至也

因此

大元这个国号算是大的语义重复

要凸显的就是一个大字

从这个角度而言

元值国号与至元年号相互呼应

就蒙古意识形态而言

这个大是领土大

大灰图宇

宇途之广

就儒家意识形态而言

这个大事大一统

唐德刚先生对此有简明扼要的阐述

中国的朝代名称从秦汉魏晋到宋

辽 金

均是具体的地名

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后

仍改用一个抽象的名称元以为朝代之名

已是其是一个真正的四海之内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传统

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地区

自成吉思汗时代起

蒙古的蒙文国号一直是也可蒙古乌鲁斯

在建大元国号之前

蒙古的汉文国号除了执意而来的大蒙古国

还有一个稍欠正式感的大潮

大潮一名早在蒙古伐金时期就开始采用

此后并行长达五十年之久

相对而言

大蒙古国使用以对外为主

在外交文书中最为普遍

大朝使用以对内为主

以机系中原汉人为主要作用

在汉地市民中使用的更为广泛

从文字的语义层面来看

元朝与大朝实为同义

只是前者更富文艺

更适合作为正式的国号

从大朝到元朝的名号的善帝

反映出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的转变的完成

但是由于元朝始终具备世界帝国与中原王朝的二元性

大元一号采用之后

汉文国号大朝与大蒙古国虽并遭废弃

但蒙文国号也可蒙古乌鲁斯却沿用起于元王都没有改变

甚至明代蒙古人仍如此自称

当然

在非特定的学术场合

采用源于西方语境且更为通行的蒙古帝国也无伤大雅

随着忽必烈建大元国号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元朝的起始时间为何

众塑纷纭

大致有五种说法

学术界主流认为是从一二零六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

证据之一是成吉思汗也被尊为元太祖

与中原地域中心主义出发

从一二三四年蒙古灭金统一北方算起

以忽必烈见证为标志

从一二六零年仿效汉法建元中统算起

以国号为标志

从忽必烈一二七一年改国号为大元算起

以阁鼎为基准

从一二七六年元军攻占临安

宋恭帝出降算起

在这五种说法中

本书更偏向于一二六零年和一二七一年两种说法

前者见政

后者建国号

都着重于制度

以一二六零年说为例

建元中统前

蒙古帝国都是以十二生肖纪年

并没有年号

年号是中国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

是中国皇帝的专利

用年号来纪年

便标志了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与大蒙古国的不同

除了所创设国号大元

忽必烈制度建设的另一役是营建大都

这些都是中原王朝叙事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以说

大都与大元

都是从属于大的意识形态

大蒙古国的都城原为喀拉和林

中统四年一二六三年五月

忽必烈将其继韩

魏之后实际居住的开平府升为都城

定名为上都

中统五年一二六四年八月

忽必烈又降诏改燕京为中都

元朝的两都制由此正式确定

元天在上都

冬天在中都

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

燕京最终定名为大都

关于蒙古的两都制

其精当的说法可能出自杉杉证明既能同时维持草原的军事力量

又能掌握中华的经济力量

忽必烈最早与燕京也就是大都结缘

要追溯到金莲川幕府时代

木华黎之孙坝都鲁就曾经建言定都燕京

可见大都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天下一统的意识形态

元尚都和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

居为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第一人刘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