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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袁廷姣官渡扑营事件发生

官兵反击

大败暴民

老百姓都怀疑官兵要痛缴

纷纷退避山寨

而大巴山南麓和川东一带山区

自古就有结寨自保的传统

依山为寨

因岩为动

以各寨洞为据点

预先囤积刀枪器械

百姓一感觉危险

就躲入山寨

咸丰年间

社会动荡

东乡各地纷纷兴办团练

团练与原有的结寨自保传统结合起来

那老百姓就拥有了相当强大的组织武装能力

事发前的光绪元年四月

恰好有八县土匪窜扰东乡县

各厂寨纷纷动员起来自卫

将土匪打散

外来的官军见山寨人声鼎沸

起甲鲜明

自然怀疑百姓武装顽抗

就用力进攻

攻者愈急

守者愈固

典型的安全困境场景就爆发于此

官军一级升差

杀戮随职数百人之多

在丁宝珍看来

东乡事件是一起因为赋税沉重引起的

被狡猾的原亭剿所利用的

因为府县官员处理不当而恶化的

官军与百姓互相猜疑而爆发私杀

最后恶化为数百人死亡的流血事件

丁宝贞关注的要点不是赋税

不是腐败

而是东乡特殊的社会组织及农民的高度组织化与军事化

一盘散沙的农民一旦组织化

军事化

再因为资源或者是权力的分配不公上升为反抗

就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历朝历代都防范农民形式的固定

半固定的组织

比如帮会

山寨

地下宗教等

严禁农民组织军事化

可是当社会动荡之时

朝廷又不得不借助地方力量

允许百姓抱团自卫

清朝后期的地方团练

民团等形式就是例正其中

如何把握

就考验地方官府的施政智慧与控制能力了

东乡悲剧的要点在丁宝贞看来

就在于当地农民力量的失控

依据以上事实

丁宝贞对相关人等的处理意见如下

袁廷姣纠众围城

勾匪烧抢

围困官兵

抢夺军装马匹

率众仆营

按谋反罪判斩立决

东乡知县长联不能革除弊政

又在袁廷交起事之初不能立刻查办

工作疲软

革职所理

东乡知县孙定阳处置严重失当

刺激百姓

又仓皇清剿

致使事件升级为军务

酿成大案

孙定阳革职从重

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孙定阳声明

老母现年八十三岁

自己是独子

符合亲老丁丹的免罚条件

申请免于发配

绥定知府一因知做事糊涂

作风不实

因已经降为通判

免于处罚

继任知府王元进

继任知县周汉未能禀报袁廷姣闹梁

带兵将领纵容鲁略等实际情况

工作疏忽

请求交部易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