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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兴亡周期率的民主新路
三
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并不是一时兴起的随便聊天
而是在对周期率问题深思熟虑的基础上
想通过该问题的求解来测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否和自己的观念一致
进而在国共两党中做出选择
黄延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常委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一方面极力奔走缓和已经紧张的国共关系
利弊两党内战
另一方面也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个人的取舍
由于国共两党的性质迥异
以及各自所主张的政治路线存在严重对立
导致两党谈判完全停止
还没有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国又笼罩在内战的阴云当中
黄炎培深知中国民主同盟力量薄弱
而且没有自己的军队
要想在将来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
就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一定取舍
生活在重庆的黄炎培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让其看不出中国的希望
另一方面
黄炎培从没去过延安
对共产党缺乏了解
面对共产党发出的去延安商谈国事的邀请
正好借此机会去亲自考察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效果
进而做出自己的取舍
在延安期间
黄炎培在和毛泽东交谈中说道
要说感受
我真不知道该从何处谈起
这里的一切都使我眼界大开
获益良多
我从朱军身上
从延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可见
在短短几天的延安考察中
黄炎培初步认识了和腐败专制的国民党不同的共产党
体察了共产党执政下延安的生产生活面貌
亲身感受到共产党执政的方式和风格
这和他心目中的政治理念大体一致
从延安的考察中
黄延培预测到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之后将取代国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
否则他不会和还没有获得政权的共产党谈论如何巩固政权
以及如何防止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这样的问题
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
以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的倡导和实践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选择用民主的新路作为跳出周期率的途径
这是关于历史周期率对话的历史背景
用周期率概括历史进程也许不尽科学和准确
因为人类历史发展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
而非简单的重复
然而
某些历史现象的周期性重演确实是存在的
黄炎培和毛泽东不是进行纯学术探讨
而是以古论今
讨论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
黄炎培表达了相当一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告诫和担心
共产党成功之后
会不会重蹈因胜利而腐化堕落的覆辙
毛泽东的回答更非即兴而发
而是集中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深入思考
促使毛泽东思考的原因很多
第一
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非常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
延安整风期间
他就提出印发郭沫若著的假申三百年纪
要求全党从明末农民战争中吸取教训
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
第二
毛泽东十分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
早年的国民党也曾是个很有生气的革命政党
然而辛亥革命后
除少数优秀分子外
很多人由于争官夺权而走向腐化
毛泽东在延安多次讲到国民党的腐化问题
共产党会不会走国民党的老路呢
第三
作为有远见的战略家
毛泽东善于从现在想到将来
抗日战争时期
根据地内也出现一些贪污
违法乱纪等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以及不愿过艰苦生活的不良作风
党中央曾采取一些反腐化措施
战争年代尚且如此
在全国胜利后
情况又会如何呢
所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对党执政后面临的考验和发展前途做战略性的思考
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回答的初步思路是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条件下
发挥人民监督政府的主体作用
才能使执政党跳出兴衰成败的怪圈
保持长期执政
这一思路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
一个是民主
另一个是人民监督政府
民主的确立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前提条件
诠释了民主政治是执政者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和体制基础
人民监督政府确立了公共权力和人民之间的本质关系
揭示了公共权力和人民之间的权利来源和监督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的回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初步思路和方向
也成为中共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原点
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跳出历史周期律中民主和人民监督政府的两个原点的回答
是建立在中共根据地局部执政实践经验和对中国历史兴衰成败历史安赎基础之上
更多的是以执政党的外部监督作为基本思路
那么在后来中共夺取政权前夜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针对中共执政后可能出现的腐化等作风
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执政理念
开启了执政后执政党自律建设的先河
使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路由延安时期注重外部他律监督扩展到执政党自身的自律建设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律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