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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工作的新篇章
二
毛泽东领导的土改纠佐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其一是严明政策界限
一丝不苟
他曾极而言之的指出
在土地问题上
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
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做地主来整
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
在农村中
按户数计算
地主
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
中农 贫农
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
这个阵线不能混乱
其二是带头检讨自己
毛泽东非常注意保护各级干部的工作热情
他在接到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关于最近我调查了老区几个村的确实材料
证明你的提议完全正确
即在老区土地早已基本平分
而不要再来一次评分
也不要人为的去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
只要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
实行土地调组
即可完全解决土地问题的电报后
三月六日复电指出
无论做什么事
凡关涉群众的
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
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
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的分清界限
他特别说道
此事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
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
据杨善坤回忆
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七届二中全会做的报告中
曾专门检讨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有两项错误
一是因为上面没抓紧而造成的无政府
无纪律状态
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
就是只有战略指示
没有策略指示
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
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其三
是防止一边倒
也就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整个土改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其重要作用
他在谈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西北局召开的义和镇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中的左倾错误时指出
义和镇会议好比一河水
这河水十个浪头有八个是好的
但是没有解决好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
发生了偏向
那么这两个浪头就是不好的
再如
他在充分肯定习仲勋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关于鸠佐的意见时
特地告诫
同时注意
不要使下面因为鸠佐而误解为不要动
毛泽东始终认为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使无地少地的农民
特别是贫农获得土地是第一位的
客观的看
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前
确实是中共历年来最完备
最系统的土地改革纲领
全面吸收了过去的经验
除去彻底平分土地和废除乡村中一切债务的规定侵犯了中农利益问题外
它的其他内容包括依靠贫固农的相关规定
基本适用于半老区和新区的土地改革
毛泽东认为
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
也就是纠正干部和群众对于中农
富农以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
应当用极大的善意和热忱去说服他们
使他们在自觉的和高兴的基础之上
纠正他们的错误
想出补救的办法
绝对不可泼冷水
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第三
从调查研究到明确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在全面贯彻杨家沟会议精神的过程中
毛泽东不仅系统的采纳和发挥了任弼时
习仲勋等同志关于土改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而且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
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从这样一个战略出发
将这些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政策和策略
进而升化到理论指导的高度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就工商业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指出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
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
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
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
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的实行某种政策
所谓经验
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
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
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
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但是
人们的实践
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
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
因此
在每一个行动之前
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
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
执行错误的政策
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在转发西北野战军一则指示的批语中
正式提出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这一至理名言
这个时期
毛泽东还先后起草并发表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件和讲话
毛泽东着重从改正工作方法着手
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为推介山西郭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撰写编者暗语
指出
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
向着封建的
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
规定斗争的任务
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
向群众迅速传播
这些经验是正确的获得推广
错误的不致重犯
四月一日
他进一步指出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我们所犯的错误
研究其发生的原因
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主观的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第二年三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谈到
领导干部必须胸中有数
史再次以土改政策举例
他说
对于何谓富农
何谓富裕中农
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
否则就算富裕中农
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
他强调指出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
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
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
主要的百分比
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
就不能不犯错误
他把这一纠偏过程视为对全党干部的一次系统的政策学习教育而予以高度评价
他指出
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
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
有系统的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
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有系统的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
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间内没有学会的东西
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
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
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
这是我们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
这样一件事就指明
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
是能够有把握的取得全国政权的
通过调查研究
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精髓所在
在解放战争的历史条件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运用调查研究的武器
聚焦土改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调研
有力的推动了土改运动健康有序的全面开展
使亿万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