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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为
人才与励志息息相关
他对人才的重视
亦与其一贯重视励志问题相一致
咸丰初年
当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展开的时候
不少理学家把这一局面的造成归罪于汉学
曾国藩的好友孙秉臣与左宗棠均持这个观点
曾国藩则不赞成这种说法
他认为
发生大规模民众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吏治败坏
尤其基层政权的腐败造成的
咸丰元年
他在给好友胡大任的信中说
今春以来
越道亦复猖獗
西晋四镇
东极平吴
两千里中
即无一尺净土
推寻本源
何尝不以有私虐用
其民鱼肉日久
饥而不复反顾
盖大吏之谢谢于上
而一切废至不问者
非一朝夕之故也
在曾国藩看来
这些官员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平时鱼肉相邻
使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
不得不起而反抗
而一旦官逼民反
他们又束手无策
任其发展
以致不可收拾
所以
曾国藩针对这种情况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
双管齐下
一面率军征缴
一面派官安抚
视治军与整顿吏治并重
以求挽回不利局势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军兴太久
地方糜烂
必意一面治军剿贼
一面责利安民
二者不可偏重
又说
细查今日局势
若不从立志人心上痛下功夫
嫡常荡位
断无挽回之理
根据这一思想和在湖南
湖北的经验
曾国藩在战争期间
每控制一个地区
就治理一个地区
整顿吏治
恢复地方政权
力求把这些地区建设成筹想的基地
他在江西和安徽都是这样做的
咸丰十年
他在进兵皖南之时
曾写信对左宗棠说
皖南四府一州
实大有为之地
只要军事
力势两者切实讲求
每年可得银三四十万
若东坝克父
则尚不止于此
然而这一地区吏治腐败
亟待整顿
很多人需要重新更换
以有操守而无官气
多条理而少大言的巡粮之力
取代原来的拥劣之力
同时还要有一两名极为出色之员以为榜样
带动群官转变风气
使老百姓有耳目一新之感
对前途充满信心
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难以起效
所以他把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
视为整个大局成败的关键
他说
唯须吉廉
吉秦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立风声
与民耕时
庶姬见有转机
不知阁下能物色寻粮
携以俱来否
又说
吏处并无才辩之事
专望台端早治
安危得失
均系于此
这就是说
战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享元是否充足可靠
而享元有无保障
则全在已控制地区的吏志是否能够随时整顿
而整顿励治的成败
则全在人才的有无
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
又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思想
并把整顿吏治的重点放在恢复州县基层政权上
认为
立志之要
守在得人
立志之兴肺
全系乎州县之险否
小民久困水火之中
偶得益良友
思抚循而蓄域之
无不赶身携广
事半功倍
如属芜湖县知县刘世熙
经臣于上年六月奏明为蜀司阙
臣此次巡视各军
周过芜湖
即闻境内之民送声四起
卧以母忧
去任卧折攀刘者相属于道
可见民心之一感
而立志之由以及讲也
又说
速查湖北省
自三次克服后
地方凋敝
与今日之安庆相同
经前辅臣胡林义
罗智贤才多方培养
不数年间
励志见阵
辅字催科
绰有条理
然而曾国藩在整顿安徽立志时
却遇到两个难题
一是人才缺乏
二是旧法致爱
攻占安庆
泸州
尤其平定苗沛霖团练和迫使李昭受辞官回籍以后
安徽全境均置于湘军的控制之下
广大地区的地方政权亟待恢复
需要大批人才充任州县官
曾国藩虽经多年的搜罗与培养
堪任地方官员的人才仍不服其用
有的虽人才可用
但却不服清政府的定力
奏建之后
往往遭到吏部的批驳
于是曾国藩就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拓宽人才来源
一是请求清政府准予破格用人
自咸丰末年以来
曾国藩就不断奏请清廷
尽量多向安徽分发一些候补官员
他认为这些人新入仕途
较少沾染官场习气
易于培养成才
但安徽雕敝太甚
人人裹足
分发数量有限
来者为数更微
于是他就截留了一批分发江苏的候补官员与安庆军营
并将一些原属湖南
江西的候补人员调往安庆大营
以便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培养
派冲安徽州县官吏
然而待其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又因不合吏不择利而动遭义帛
致使曾国藩不得不起而力争
同治二年三月
他在一封奏折中称
安徽用兵十载
蹂躏不堪
人人视为卫图
通省十缺
人员仅有知府二人
州县二人
及候补者亦属寥寥
每出一缺
临苇乏员
然使拘泥旧章
省以革力
不烧事变通之法
则目前极无可违之源
不广开登禁之徒
则将来难收得人之效
臣上年所奏为属之二十人
选准部资
分别准驳合力者只有五人
其余如刘世熙等均在不和之列
臣于奏属后随时查看
其有人地未移者
业经陆续撤尾
其上属得利者
虽与利未服
亦仍从权留任
又说
咸丰九年
胡林义奏捕抚州县各缺
大半与吏不服
奉旨交不合议
均经通融议准在案
臣倪此后即比照湖北章程办理
文有才品较优
欲望见著者
随时扎吊来迎试用
如其有弊
吏志专案奏请录用
苟非使有过人之才
不敢率为破格之情
纵或烧出定力之外
亦不备乎立法之源
还说
现当地方糜烂之时
分发完省人员皆裹足不前
非破格录用
不足以资鼓励
在此以前
曾国藩曾接到过清政府关于破格建奏人才的上谕
安徽巡抚现在简用乏人
着曾国藩于所属私道大员内
则其常于吏志
熟悉军情者
不必拘定资格
秉公宝奏一二元
候旨简放
可见曾国藩的要求虽不合吏部的就例
但却符合清政府的根本利益与破格用人的精神实质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奏请
不仅此次所见各官员着诏所请
而且嗣后均酌准其照此办理
并着吏部与本科进士引荐后
将急用知县人员
于定吏分发外
多撤十六元分发该省
以资差违
不过这是为了照顾安徽省现在地方吏志虚人尤为紧要的特殊情况
他省不得援以为逆
这样曾国藩就即使安徽地方政权很快得到恢复
也使一大批幕僚得到了实缺
人尽其用
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曾国藩一生举荐人才甚多
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
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四百多人
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
可以说
凡为其幕僚者
几乎人人都有顶戴
即使不是实缺官员
也有候补
候选
记名之类的名堂
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极少数
而获得时任者
更是直接
间接的借助于曾国藩的践举之力
幕僚中
二十六名督府堂官
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
以及难以述记的道
府 州 县官员
大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
有的甚至一保再保
不止一次
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
有的系他人保奏
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寻资升迁
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
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的时候
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二十二人
其中总督四人
巡抚七人
至于道
府 州
县则难以统计
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多
次数之多
升迁之快
官职之高
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
曾国藩保举幕僚的目的不外有二
一是客观实际的需要
二是作为奖励部下
激励奋进的手段
实际需要又分两种情况
一为尽快恢复被太平天国破坏的地方政权
二为整顿吏治的需要
有的地区如安徽的安庆
泸州等地
由于太平军长期占领
清朝地方政权遭到了彻底破坏
湘军夺回以后
急需恢复
以作为进攻天津的基地
但由于长期战乱
破坏过甚
安徽的原有候补官员既少
新分发来晚的人员又人人裹足不前
故一时成为需要州县官员最多的地区
曾国藩在给李绪宜的信中说
盖安徽糜烂之躯
人人裹足
远毕前此七八年间
福忠诚告病告驾奏书近十次
其必斧传如避虎狼
进翁中城死谢府传前后已拒书数次
恩联坊不肯接传
曾经言指申世巡抚
藩聂大员尚如此远避
道府州县更是逃之唯恐不速
正像曾国藩在令信中说的那样
唯近日皖省出缺太多
无缘为属
如鄙处前赐委派者
皆不切勿忘遵处派刘禄安
霍丘亦非称义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