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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
冯玉祥在日期中记
晚八时半
陆司令电告郭松龄发动山海关方面奉军已有变化
玄统 李都统
张师长等讨论解决时局之办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
早上八点
冯玉祥通电劝奉张作霖下野
并立述其应下野之理由有三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从以上冯玉祥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看
根本不可能有与郭松龄密谈的时间
其次
郭松龄密谋连逢倒凤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他已经派出了自己的弟弟随同李坚白去见冯玉祥
而他自己绝不可能再分身前往
以免树大招风
引起了凤芳的注不易
对于冯玉祥为什么要把郭冯之间的秘密倒奉行动在碑文中隐去
而把这一次军事密谋说成了一次公开的联合
作者认为可以从碑文中看出端倪
其一
冯玉祥想通过郭松龄将军备难祭悲
向世人表示
冯郭联合倒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郭松龄倒戈是为了反对张作霖的卖国行为
正义的行为是不必要偷偷摸摸的
所以他就捏造了逢郭包头会晤的情节
而隐去了密约的事实
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此士年
日本举行会操大典
作林已公往官操
攻至日本
乃发现座林与国之密约
不惜以东三省重要权力与人
尽取其军火以共内战
攻大惊
乃深思远虑曰
于三省者
国家土地也
果如此
则名存而食亡
不齐御国以自私乎
无奈何抚御国之人助纣为虐而不为之
元首救之
然欲救三省
非口舌之所能争
必先使张作霖下野
至此
为爱国热诚所驱使
虽干冒倒戈之不为而亦不续矣
其二
冯玉祥要通过该碑文反对不抵抗政策
宣传抗战
此碑立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当时冯玉祥刚刚被迫解散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结束了张衡抗战
第二次回到了泰山隐居
这一时期
冯玉祥为宣传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此他在碑文中批判张学良放弃东三省是他和父亲一样的慢爱国行为
号召人们起来抗战
碑文中最后说
然距公末六年
学良乃复倒其覆辙
率军入关
遂有九一八之变
三省拱手于人
热河亦因此沦陷
攻之前远见虽不能救三省之危机
莫有余恨矣
昔曾闻政公曰
功明之际
有天有有人在我者
故足是哉
今官公之所为
非为功名
而为国也
前人引狼入室
实施头之肉以诱其来
其不招世其之祸者击兮
况其或弃见尽彻
翻泥坐世而不为之欲乎
故欲降为三省之师
非天也
乃人也
今驻此与泰山之难
以四公而以骑士堪诸时彼来者之攻京城
所发纯出魏国
无一毫自私自利
而成败不语焉
呜呼
功可以名矣
根据以上的考证
作者断定冯玉祥在此碑中冯郭包头会晤的场面是杜撰的
是不可争信的
应当说
作者的考证是下了功夫的
但是有这样几个问题
作者在费力气的考证时显然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是
郭松龄和冯玉祥所签订的密约不是在同一天
用以说明郭冯密约签订时两人并没有会晤是可以的
但用以否定郭冯包头会晤的真实性
则有些轻率了
因为郭冯包头会晤不必就在签订密约时会晤
在密约签订之前会晤是完全有可能的
作者以签订密约时双方都没有会晤
以此来断定双方没有会晤的可能性
从考据学的角度来说
是不足为凭的
从前引冯玉祥
郭松龄将军备难记悲所记得那一段话来看
冯玉祥所云包头会晤并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也就是说
并没有说是签订密约时会晤
而是在此之前的御降之父查查随也
而冯玉祥何时赴查随野
前面已经说过
是在段祺瑞执政不久之后的事儿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
由于冯玉祥与张作霖共同拥护段祺瑞
段祺瑞便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就址
段祺瑞执政
宣布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第一
废都裁兵
阉武修文
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
废
废都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
在中国军阀时代
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都裁兵
有兵权者则反对之
可是这一次
段祺瑞显然是得到了张作霖之谅解的
张作霖乃自请撤销他原有的镇威将军和将军府
并解除东三省巡阅史这一名头
改任东边防屯垦督办
嗯
由于张的支持
冯玉祥也在二十五日提出辞呈
段祺瑞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
冯玉祥这才通电国人
将以权力开发西北
移民垦荒
求息内战
不育闻其他事宜
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郭冯密约签订期间有一年的时间
而在一年的时间之订
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排除冯郭包头会晤的可能性
否则就不能草率的否定二人会晤的可能性
作者仅仅罗列了冯玉祥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的日记
说明这五天之内双方没有会晤
那么人们就有理由问
在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除掉五天之外的三百六十天
是否都有证据证明冯郭没有会晤的可能性
况且
也就当时的军阀相互交错的历史情况来说
冯郭联合倒风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
这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必须有周密的部署
我们很难想象
冯玉祥和郭松龄没有会晤
就仅仅凭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的穿针引线和韩富渠提供的报告
以及郭松龄的部下李千白等人与冯的商讨
就可以签订密
就可以发动起来吗
如果历史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冯玉祥和郭松龄也太草率了吧
要知道他们可是征战南北的战将了
尤其是冯玉祥
在军阀割据地位中地位显赫
他们不能会晤商讨
就这样轻率的发动了倒奉战争吗
况且郭松龄在日本关秋操敢明确的向冯的部下韩复渠表露联合和反奉的心机
如果没有此前他与冯玉祥的铺垫
就将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予以表白
不是也太轻率了吗
第二个问题是
作者认为一九二五年冯郭联合是一场相当秘密的行为
是秘密倒缝
是一次军事密谋
而不是公开的军事行动
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冯玉祥立碑时
则认为双方联合是一场正义战争
而正义的行为是不必要偷偷摸摸的
所以才捏造了冯郭包头会晤的情节
而隐去了密约的事实
第一
作者这样说自己就有些自相矛盾了
既然联合倒凤是一场正义战争
而正义的行为是不必要偷偷摸摸的
他能捏造一个并不存在的逢郭包头会晤
干嘛不把双方之间签订的密约公布出来呢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
让我们将作者在文中公布的冯郭密约转录如下
甲方
冯于玉降乙方指郭松龄系同志
结合为达到左列革命的目的
恭定条约如下
第一
排除军阀专横
永远消灭战祸
第二
实行民生政治
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
第三
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第三
开发边境
保存国土
直隶热河军归李景林治理
建甲方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义
对热河绝不收取
保大京汉县甲军随意驻扎
但直隶全部收入均归李景林军
贾军绝不侵夺
山东听其自然变化
但黄河以北各县由李景林军驻扎
收入亦归山东
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乙未开发东三省
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使国民军生活愉快
消除隐患
拥护中央
促进国家统一起见
改造东三省政府
前向改造事业
甲乙诚意赞助之
并牵制反对方面
乙方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
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五
以后两军犯左列条件之一者
此约无效
为壤夺权力
向内地各省战争
为达前向战争目的
订立外国条约
向外国借款
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
六
中央政府之组织及政策方针
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和断送国家权力为限
西医国民公益
甲乙两军结诚拥护
绝不干涉其掣肘
七
此约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在这份密约中
冯玉祥与郭松龄都盖上了自己的大印
并且签上了署名
日期是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细读这份密约
双方的主旨是结束军阀混战
促进国家统一
并保证一不签订卖国条约
二不向外国借款
这样一份条约在一九三三年公布出来
简直就是一份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
冯玉祥将密约公布出来
再捏造按照作者的说法
郭冯包头会晤的情节
岂不是更加说明这是一次正义的联合嘛
那何必要掩饰呢
第二
如果说冯郭双方在洽谈期间是秘密的
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因为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
一旦走漏风声
会不利于行动
但说双方在已经签订密约后
双方的联合还是秘密的
那就根本说不过去了
郭冯密约签订后
两人即刻联名发表通电
双方联合
是举国上下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从郭松龄方面来说
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
即刻把自己手下的奉军番号改成了东北国民军
此举也是举国通知的
再者
郭松龄失败后
他的部下魏毅三则依然打着国民军的旗帜追随了冯玉祥
即既然逢郭联合在一九二五年就是公开的
冯玉祥还有必要来捏造一个逢郭包头会晤来证明这件事吗
因此
作者以逢郭联合是秘密的为考据的出发点
把立益搞错了
所得的结论和推断显然是有问题的
嗯
第三个问题是
作者没有认真的梳理郭松龄倒戈反奉的过程
换句话说
作者并没有认真的考察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郭松龄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倒戈的
作者只是拘泥于他所编的冯玉祥年谱的记载
认为是郭松龄在日本与韩复渠谈论以后才决定的
其实郭松龄决定倒戈的时间很早
远远早于在日本向韩复渠表露心迹
关于这一过程
李坚白的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的记载
李坚白
奉天省辽阳人
清末秀才出身
老同盟会会员
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
民国成立后留任国会议员
在一九一七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
南下广州参加了非常国会
选举孙中山为护法郡政府大元帅
在广州与郭松龄相识
结成莫逆之交
郭松反奉期间
任郭松龄顾问
担任与冯玉祥联络事宜
曾参与订立郭冯密约
反奉战争失败后
流亡外地
终未出世
于一九三七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