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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但是张学良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
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做相应调整
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
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
只住有一万七千人
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是只有六千人
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
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
张学良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才是上策
九月五日
他对应召敌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
命令沉着应付
务实扩大
敌国挑衅
退避为上
九月六日
张学良又自北平致电辽宁省主席臧事义
对于日本人
无论其如何选
于是我方勿需万方容忍
不可与之反抗
致酿事端
于是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
张学良首先判断为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
因而做出了不抵抗的决策
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上面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至今还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仍即咬定是蒋介石所为
按照非此即彼的逻辑
要把罪名加在蒋介石头上
就必须否定张学良自己的说法
于是有学者至今还在找各种各样的所谓史事
而有的学者如李奥
在找不到史事的情况下
竟然从心理学上找根据
编造出一个心理学上的神话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李奥曾在凤凰卫视上说
张学良晚年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
里奥解释说
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政候群呢
就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这个地方有一个银行
一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
然后威胁这个银行的女职员带着她作为人质
然后跑掉了
此时作为警察
开枪不好
开抓也不方便
结果这个女孩在被迫跟这个强盗浪迹天涯海角这样跑的时候
居然爱上了这个强盗
然后就跟这个强盗等于干了同样的事情了
也就是认同了这个强盗
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就是当你被一个力量长时间压迫的时候
久而久之
你会不小心的或者不自觉的对压迫你的势力进行了认同
你对这个力量进行了认同
嗯
那么张学良是否得了这个征候群呢
心理学上的事情判断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前面所引述的张学良数次谈到这个问题时的清晰说法
头脑似乎比较正常
而不出所谓的什么压力下的认同
当张学良说的时候
即使有压力也不存在了
而李傲还在说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是在蒋介石
证据是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的那封电报
电文除简单报告事变经过外
还说我们奉行不抵抗主义等等
因而李奥就断言说
从这句话里我们就能看出来是中央的决策
说张学良是遵照了中央的决策去执行不抵抗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跟日本人打
所以丢掉了东北
所以张学良来背这个黑锅是非常不公道的
可蒋介石就是这样干呢
张学良就是背了黑锅
在他认为
始终都是蒋介石下发了这个命令
而张学良从始至终就是一个背黑锅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蒋介石下的不抵抗命令
李奥还举出了蒋介石八月十六日命令训诫张学良的电报
电文说
无论日本军人此后如何寻信
我方应不予抵抗
利弊冲突
武兄万物逞一时之愤
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按照李傲的思维逻辑
九一八事变后
张学良的不抵抗就是执行了这份电文中的命令
可是且不说这份电文是九一八一个多月以前发出的
就是在事发前夕发出的
蒋介石说的也是日本人的寻衅
我方不抵抗
可是九一八是什么
是日本人炮火强烈的进攻
是日本所预谋的侵略中国的领土
而张学良作为一个封疆大吏
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沈阳被占领的悲剧发生
而还要去执行不抵抗这样的命令吗
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对日本的武装进攻
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
九月十八日当晚
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
大都在外违规
仅有参谋长赵振帆在营中
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
赵振帆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
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
荣臻命令部队不要抵抗
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士义一起将情况况紧急报给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
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学良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
接到荣臻电话后就立刻下了指示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
避免冲突
得到张学良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
命令上说
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
不准动
把枪放到仓库里挺着死
大家成人为国牺牲
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的官兵而言
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
经过赵振帆反复请示
荣臻才算发了善心
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
次日凌晨三时
第七旅向东突围
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
最后被士兵强行驾走
致电张学良
报称日兵从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
我军报不抵抗主义
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
张学良对此表示认可
在十九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
他说
我早已令我的士兵对日本的挑衅不得抵抗
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
存于库房
昨日晚
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
开枪互击
我军本无武装
自无抵抗
从他说完这番话之后
所谓的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但是历史的复杂性在于
任何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
以不抵抗命令而言
即使从上述两个方面都断定出于张学良自己
但也不能排除历史的另一面
张学良在幽禁时写下杂役随感漫路中这样写道
九一八事变后
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
认为条神圣国际正义存在
对日本这种侵略行为
当仗义直言
最信赖国联
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
以免损失权力
所以毕源所提出的五项原则拒不接受
对于日本行动
直从国联公告
竭力取容忍方针
近待国联解决
在这里
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这句话可以引起注意
换句话说
这就是说我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政府也是同意的
或者说与政府当时的国策没有抵触
这就是说
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
关于对日本不抵抗的政策
不是在九一八事变前或者是九一八事变后发电报的事情
而是其一贯的政策使然
征集诸多事实
的确情况如此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
蒋介石看得很清楚
使倭寇乘机在东南这边有逆反叛变之时
内部分裂而来侵略我东北三省
但是如果问到他想如何的抵抗
他深感扶我内乱不止
而况天灾平攘
匪祸纠缠
国家元气衰壁
以及虽遇强起欲辱
但是其力不足如何
既然其力不足以欲辱
自然要小心的心应付
谨慎处理事变
九月二十一日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
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
商讨对日策略
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里
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
国联与签订非占条约诸国一面团结而共赴国难
忍让制于相当程度
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
会议决定
军事上采取不抵抗
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
向国际联盟申诉
以求得公平的判决
而就在同一天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兆基正式召见国联秘书长德鲁蒙
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
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
要求全国民众赞取逆来顺受态度
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二十三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说议称
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对国民以一致告诫
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很显然
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
在军队上默认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
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举
国际上
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
国联态度暧昧
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
则乐得作弊
关上国内
宁愿对立难解
虽然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对越方采取和解政策
但对方却不依不饶
事变发生后
越方几次发展要通电
虽言抗日救国
但一再声明
今日之际
舍将下也
对内对外
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
总之
在越方眼中
只有打倒蒋介石
才能抗日救国
如此情形
要达成举国一致的共同抗日
谈何容易
虽然在军事上不抵抗
在外交上蒋介石仍然坚持一步不让
他在九月二十二号电告张学良
说
若日方胁迫
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
因设法严峻
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
二十三日
蒋介石又与万福林的谈话中
邀其转告张学良
以外交形式
尚有公里
东省版图必须完整
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图辱国之约
且倭人骄横
素了非议
不如伪诸国联仲裁
尚有根本收回之望
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
虽败犹荣也
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
国联在九
十
十二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
要求日本撤兵
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
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
拒不撤兵
并继续扩大侵占范围
至十一月下旬
以占东北大部分地区
依靠国联仲裁的外交努力陷入了僵局
而国内宁越之争又南建缓和
内对外交困
蒋介石一直有去职意图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
在宁月议和后辞职的蒋介石在溪口五岭学校纪念州发表题为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的演讲
还在为九一八事变后未做抵抗进行辩解
他说
以中国国防薄弱之故
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辽
籍两省
若给他绝交
宣战之口时
则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夺街充实
必导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
全国政治
军事 交通
金融脉络西断
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
他指责九一八事变后各地人民的抗日活动是过当之行为
非特不能爱国救国
反是以误国
对于广大人民要求对日绝交和宣战
他成为是绝路
是自取灭亡
他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
尚无可伐之实力
他提出对日本外交方针是不绝交
不宣战
不讲和
不订约
称这四步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这四步实际上是自负手脚
任人宰割
除了张学良和政府的见解一致外
当年国民党内及各种势力的政争也是导致不抵抗命令产生的一个客观原因
张学良在杂役随赶慢路中对此有实际的描述
但是我最心痛的是
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
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变以惩私愤
在中央
破蒋主席下野
改组为不伦不类政府
成为一国三公
在哲生
汪精卫相继成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
如锦州山海关问题发生时
凡有请示
则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
在地方
山东韩复渠
刘四
四川二流对垒
粤泽二臣相战
贵州毛球之争
我触目伤心
心灰意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