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论史学之发达 历代无有于宋者 唯于世道人心之影响不及理学 但与理学一样 史学在宋代耗尽创造力 臻于成熟 至后世则过熟而法新意 唯见衰退 史学在宋代的成熟完善 既体现于官方史学 亦由私人之修史成就得以展现 官方史学之完善 首先表现于其修史过程之完善 在太宗朝以后 逐渐按史书体裁形成严密的程序 起居住 时政记 日历 实录 会要 国史首先根据当时记载修时政纪和起居住 时政绩为皇帝与大臣议论政史的内容 多由宰相编纂 因为参与议论最多的就是宰相 宋代时政绩今日难得一见了锦 李纲 刘友谏言 时政记 起居住由起居院修纂 即皇帝日常之言行 此二者需当场或事后不久即行记录整理 根据时政记和起居住在事后由日历所修 日历如太宗时陈辽上奏说太祖朝日历不备 遂照使馆编修日历 此后日历与时政绩 起居住休纂的时间相差不是太远 之后再由石禄院据日历修石录 实录为一朝一修 宋之日历大多不传 石录也只剩钱若水所修太宗实录中的二十卷 石录之后是惠要 自仁宗以后 嗯 每过一至三朝必修一次会药 后一部会要所记述内容的起始时间接续前一部之末 最后由李宗朝的史学家李新传同本朝此前所有惠药为一 修成国朝惠药种类所记载内容 至宁宗朝末年止 这部书仅有部分存世 是清人徐嵩由永乐大典中集出 重新编类为宋会要集稿 以实录为基础 加上朝中要人或社会名流的家篆形状等由国史院修成国史 宋之国史是元代修宋史的主要依据程序越往后 修出来的东西越精致 但原始资料当然会去掉不少 且因编文的关系 会要引用材料的出处 原貌渐不可见了 另一方面 精产品实录会要编程 粗产品日历喜居著一般就不再受注意 不会流传民间 原始资料就更容易湮灭 总诏 宋一朝官方所修有实录三千余卷 日历四千余卷 会要两千四百余卷 纪传体的国史一千余卷 合计过万卷 但留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反倒是私家所修史书 成为今日所见的最重要资料的来源 所谓私家修史 也未必进史不与官方接触而闭门造车者 最优秀的作品多有官方材料为依据 甚至得到皇帝之鼓励 不过不是在官方的修饰机构内进行 北宋欧阳修纂新五代史即属思修 既有旧五代史 欧阳公重铸之举 正欲另有发明 故欧阳矢之风格特出 多欲褒贬于其中 对于这种春秋笔法 后人评价不一 先始因简而误者不少 这一点多为后人所诟病 然而其喻义礼与史传的做法 却多为后来史家承袭 宋代修史之巅峰是资治通鉴 其自三家分晋至宋取代后周 首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是前所未有的巨著 司马光纂此书始于英宗朝 神宗使行变法 打发他到洛阳继续编纂 且为其配备助手 俨然一个微型的使馆 前后以十九年之功而告成 神宗钦定明撰序以包之 此书的编纂过程体现了司马光一贯的严谨作风 先将史料按年 月 日即为从木 而后取舍成文 著明史料出处 呈长编赴润色而定稿 至于辨析史料 决定取舍之过程 则编辑为通鉴考议 其内容之紧密可靠 于诸史中称首 司马光也于其中表达了许多观点 但直接以臣子攻成皇帝预览的语气臣光曰引出的评论 其数甚少 更主要的手法是如何突出他所认为最重要的 最能借古喻今的史实 以及如何在叙述过程中 以微妙的手法点明他所要表达的观点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达到威严大义的目标 是史学家的最高境界 资治通鉴对后世史学的影响至深 南宋李韬依其体力 自高宗至孝宗朝 耗时三十年作续资治通鉴长编 该书接续资治通鉴 属太祖至钦宗九朝之史 原书共九百八十卷 正文加上举要和目录 一共一零六三卷 李涛作长编乃贯彻司马光的原则 即宁失之烦 误失之略 选择和裁剪史料得当 叙事虽详却不无类 是亦大家方得为之 另有南宋后期史家李新传所作 南宋高宗朝编年体史书建言以来系年要录刊与李涛之著作媲美 此书共两百卷 呈于宁宗嘉定中 以惠要 实录 日历为主 参与野史杂记 引用书籍多达五百五十种 内容极为丰富宏博 李新传亦因此使才远播 被选入使馆转实录 资治通鉴发挥其影响的另一途径 是后人根据该书缩编改写 以力传播 引资治通鉴篇幅过去 不仅通读废石 亦且购买收藏不易 南宋人原书有感于此 以市类为目 共择取二百三十九条室类 改作为通建纪氏本末 此集记世本末体制先驱 影响更大的缩改之作通建纲目 出于大儒朱熹之首 对于理学家而言 梭编或非最为必要之举 但通过改编体力更直接的表明观点 宣扬道统 才最合乎其经史合一之追求 此书随着诸学的兴盛 也愈来愈受后世尊奉 致乾隆为做御批而达到荣耀的顶峰 有资治通鉴而衍生的纲目体 纪世本末体固然是宋代史学盛世之一 但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 未必超过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空前绝后的编年体优秀史著本身的价值 以他为首的几部大型编年体史书官方修饰机构的作品 以及仿唐代杜佑通典体材而作的南宋人郑桥的作品通制 宋末马端霖的文献通考 共同将宋代史学推向难以逾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