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今人常以两位大师的话来概括宋对后世的影响 严复说 若论人心正俗之变 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揪心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 唯恶为善 辜不聚论 而为宋人所造就 十八 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以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事后建衰为中壁副镇 由是言之 宋代之史士 乃今日所即应致立者 后者所言文化 可有极大范畴 而前者所谓人心正俗 所涉更广 举凡政权与社会诸种层面 无不在其中 不过严复所谓今日现象为宋人所造就 倒也未必 元以将有不少方面未必沿袭了宋代的优胜之说 陈寅恪之宋与文化上的造极之说 或更切合实际 中国传统社会中 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 在正式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到了十一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才成为现实 北宋既是儒学的繁荣时代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宋亡之后 这种盛况也不再出现 在社会经济方面 其造极也有所表现 宋代国家干预较少 没有政府发起的土地调整 但得益于税收方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其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较为缓慢 而三百年间 商品经济始终繁荣 这又不是任何朝代可以比拟的 城市化程度 十字率诸方面也冠绝两千余年的黄朝史 宋可以称为全面开放的社会 政治 经济和文化活跃的程度与连续发展的时间 可说是空前绝后 这是一个在各个层面都向平民社会发展的时代 先就政治层面而言 一度盛称的宋代皇帝集权专制的说法 正在不断被学术界所辨析纠正 不是说不存在集权 而是其集权之强度时未必胜过其他朝代 难道有宰相的时代 皇帝的集权程度会胜过无宰相的时代吗 至于独裁的极端说法更可以摒弃 宋的皇帝当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以皇帝为中心 层层向外 由决策中心地向而朝廷 中央政府而外官 无不受内部或外在力量的制衡 任何政治力量都受其他力量的制约 同时又严重依赖其他力量 所有政治力量勾连成一张紧密的权力网 有时或紧密到呆滞的程度 皇帝专制未必是宋代的特殊之处 而宋之中央集权倒确实值得强调 众所周知 自中唐至五代两百余年 中央力弱而地方势大 实为诏乱之端 宋代美士必成武季之乱 吸取五代教训 收地方之权而归中央为制要之务 故自立国之初 便积极于薛藩镇 加强对州县的控制 自宋而史卑如一县魏城亦出自中央之任命 由是中央实有绝对之权威 而割据称乱之势虽不复建契其末年 内部仍体现强大的凝聚力 政权建设的成果与科举制的成熟兴盛密不可分 真宗朝之后 出身科考者长期占据官场的半壁江山 这不仅造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政治 并且科举制以采取人的原则 令政权与社会有充分交流 社会也因此拥有最重要的阶层流动 区域间交流的方式 宋治内政稳定 不仅有赖于强有力的官僚制度 也得益于科举制参与创造的较为公平活跃的社会气氛 当然 在他的推动下 儒家经典被不断汲取出精华部分 形成寓益完善的世界观与道德规范 同样在社会各分子之间起到粘合剂的作用 皇帝处在权力的最核心 在他稍外围即刻出现分工分权 这是一种中国皇朝史的初创期即已存在的分权 即文武分土 宋代的宰相与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之分权 正如秦代以丞相领导民政 而太尉主军事 国家却只有一个 民事需军队之护持 军事需民政之供给 由此则必须有两方首脑聚议会商 若民政与军事的利益所在又不重合 若文武对等而无人总其政 会商未必能达成共识 如此则必须有人做出最后的判断 皇帝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价值 首先就在于由他把分工以后的权利和责任再汇集起来 枢密使作为唐代已经出现的中央军事管理部门 在晚唐五代的乱世极为强势 其权威凌驾于宰相之上 入宋之后 便着手缩减枢密职权 如将枢密院的发兵权与禁军的统兵权分割 枢密的权力弱化之后 仅有军事决策权 而与执政不再相关 便易达成宰书之间的权力平衡 甚至逐渐的处于对宰相的弱势地位 此外 宋初尚沿用了五代的另一旧制 即另制三司使主管财政 独立于宰 书之外 如此中央的权力分割更显彻底了